梁山个人资料

主要作品：

电影:

《爱情国界线》2008

《狗小的自行车》2007

《父亲》2003

电视剧:

《错爱一生》2005

《夺子战争》1997

《孽债》（导演之一）1994

《婆婆来了》2010

《老妈的三国时代》2013

获奖情况：

首届上海十大文化新人。

《孽债》获得飞天奖三等奖，成为90年代海派电视剧经典。

《夺子战争》打破上海中篇电视剧最高收视纪录（38%）

独立导演之电影处女作《父亲》，获得国际十大A级电影节——开罗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奖。

《错爱一生》2006年六月在中央电视台八套黄金时间播出，以6.66的收视率、18.09的收视份额，成为央视八套该年上半年所有黄金档电视剧的收视冠军之后,至今在央视各频道连续播放了十五次,刷新了央视的记录。在随后上海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的二轮重播中，创下了13.7%的收视率。

2008年被评为“上海市领军人才”。

2008年第八届中国电视电影百合奖优秀导演奖《狗小的自行车》

话题

跟梁山导演的对话，有跟其他人不一样的地方，他作为体制内的电影厂导演，说话很注重分寸得体，但也偶尔流露出来因身处体制而带来的困窘处境。他基于自己的环境总结出了一条最适合自己走的道路，那就是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把工作做得最好。他真诚的创作态度不容怀疑，而他也始终相信在这世界上默默的付出总有人会看得到，“总有人会肯定你”。

我是做导演的

对很多学习电影导演专业的人来说，拿胶片拍电影才真正算是在搞艺术，搞创作，才真正对得起自己所学习的专业，实践得起自己的艺术理想。但梁山导演对此并无所谓。在他看来，无论是电影还是电视剧，无论是用胶片还是磁带，都不会影响自己创作的本质，而他也从不介意自己拍摄的介质会是什么。在他看来，自己并不是“做电影的”或者“做电视剧的”，他是——“做导演的”。查阅梁山导演的作品表，发现电视剧数量并不少于电影，并且他执导的《夺子战争》、《错爱一生》等电视剧一度都是国内高收视的代表剧集。专门进行电影创作的人对电视剧总会持一定的保留态度，一些老艺术家就曾跟梁山说：“小伙子，不要再拍电视剧了！”而梁山显然有自己的想法，在他看来他现在拍电视剧就跟当年拍电影一样，当年的电影全中国老百姓都能看；因为院线、体制的原因，现在他拍电影没人能看到，但拍电视剧全中国的老百姓也都能看到。他觉得，对导演来说，重要的无非是他的想法能够得到传达，传到更多人心灵中，而电视剧就能做到这一点。“真诚一点，在作品中能加入自己的想法，这就够了，我坚持这一句话：我是做导演的，用我的作品讲故事，传达我对生活的看法，不管电视还是电影。” 他这样说。

被标签化的无奈

如果当初没有参加艺术考试，梁山现在可能是某位建筑学专家。结果无心插柳的上戏考试，让他经过层层筛选，成为了上戏历史上唯一一届电影导演专业班的学生之一。计划经济的分配下，水到渠成地进入上影厂。掐指算来，从1990年至今，梁山在上影已经工作了近二十年。体制内的这些年，多数作品都是交班任务，梁山没有多少好自己选择的余地。

从梁山第一次作为执行导演参与《孽债》拍摄起，他的作品似乎形成了一定的样式，题材内容呈现出不同程度上的相似性——关注人伦亲情题材和当下的时代环境，如后来的《夺子战争》，电影《父亲》、《狗小的自行车》都是如此，而且讲的大都是父子关系。人总是很轻易地被认定位，就跟演员一样，一旦某类角色演得多获得大家肯定了，那么很多导演在碰到类似的角色时都会去找他。而此种“标签化”，在导演身上同样适用。早期的一系列电视剧下来，梁山导演在处理“人伦亲情”题材上的能力已经有目共睹，因此很多制片人都去找他拍此类片子。“其实，这并不是我的最爱，但是制片人喜欢找我拍这样的片子，大家都来找你，这成就了同时也限制了你的戏路。这个片种来找你，而别的片种又不来找你，就只好继续拍这样的类型片了。体制之内，有这个体制赋予我的一些特点，使我选择拍不了自己真正想要拍的东西。毕竟，拍电影不是写小说，它不能一个人就能搞定。”

环境不容乐观，但梁山导演也有自己的梦——他一直想拍一个关于军阀大帅的故事：“一个月黑风高之夜，山西某高墙大院。镜头升起过墙，往里探，一片黑色，出现祖宗祠堂，里面一个老地主打扮、撅着屁股的男人跪在地上敲木鱼。墙上挂着无数祖宗像，每个祖宗长得都差不多。老地主戴着瓜皮帽，我们看到他的脸，他也长得这个样。随着一声锣响，仆人大喊：“老爷——大太太生了！——”，然后又一声“老爷，二太太生了！——”佛珠散落一地，老爷朝外狂奔……外面扫马厩的长工一抬头，天上两颗扫帚星呼呼飞过。两个泼皮出世了！……”谈到这些，梁山导演兴奋之情难以形容，几乎是手舞足蹈地为笔者讲起了电影的开头。很明显，这是他心中勾勒已久的画面，不是关于现实主义，不是亲情伦理，而是一个喜剧色彩浓郁的作品。

由于始终整合不了资源，梁山导演无法把它拍摄出来。但他并不觉自己是心怀遗憾，反而很坚定地说“我是肯定要拍那种片子的，但时间没到急也急不来”。事实上，国内很多导演都身处这样的困境，对各导演而言不能实现的梦想也太多太多，而梁山的理念是“既然如此也不用沮丧，先一步步做好现在的事，五十年后，你拍得好的作品自然有人会记住。实际上，我们也只能走这条路，因为没有别的路好走。”

默默努力中等待知音

几年前，梁山接到上头任务——带《父亲》去参加位列国际十个A级电影节之一的开罗电影节。对于向来不关注电影节的他而言，这实属意外，梁山很兴奋，不是对奖项有任何期待，而是因为可以去看金字塔。无心插柳柳成荫，结果“糊里糊涂”地抱回了两个大奖：“最佳导演”和“最佳男演员”。上海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的国际A级电影节的最佳导演，当时特别开心，心里想象着是不是回国来能多一点拍片的机会。结果，没有。梁山也没有失落，经过这次旅行却让他领悟到：如果世界上无数种人，只要你真诚和努力，那么总有些人会被你打动，因为总有些人是和你一样的。

前几天，梁山参加了中国电影百合奖，其数字电影《狗小的自行车》获得了多项提名，最后夺得了包括“最佳导演”、“最佳演员”、“最佳儿童片奖”在内的三项大奖。在上台领奖时，他这样说：“只要你默默耕耘，总有人会看见的。”

在梁山眼里，《狗小的自行车》与《父亲》有相同的地方，想着得奖，奖是想不来的，评委都有他的良心和眼光，但只要是你真诚做的东西，能引起别人的共鸣。世界上总有人看到它喜欢它，这也是这两部影片能够得奖的原因。《狗小的自行车》是他的第二部电影，也让他拿到了第二座“最佳导演”奖杯。但如果要说最真诚的作品，梁山觉得还是那部《夺子战争》，当时上海收视率38.7%的十集电视剧。“说它真诚是因为整个片子没有任何假话，是根据真人真事编的。当时听了故事特别感动，简直是‘上帝编的剧’，而且不是任务，是我自己想拍的。”他自认为这样的作品完全可以经受时间的考验。“你们可以五十年后再看这个片子”。果然，这两天的上海国际电影节主席论坛上，《夺子战争》被大画家陈丹青津津乐道。

正是坚守着这样的信念，梁山始终兢兢业业，在默默地付出和努力着。在他看来，他就是做导演的，只要有好本子都愿意拍，即便是拍电视剧也有点拍电影的感觉，相当认真。在梁山眼里，好的电影只有一个标准——拨动人的心弦！哪怕一个电影让人心动之处只有那么一处，电影就成功了。所以梁山更关注电影内涵本身，对技术不纠结。如果说画家摆弄颜料，音乐家摆弄音符，那么他觉得电影人摆弄的不是镜头不是胶片，不是演员的表演，而是人性。“说不完的东西就是人性，技巧再高总有被滥用而让观众厌倦的那一天，唯有人性是永恒的题目，人有不同的性格而同一个人的性格在不同的环境下又有不同的反应和变数，这是永远可以表现的，没有穷尽，历久弥新，是探知不绝的。”正因为如此，当初他拿到《父亲》剧本就傻了，“下岗——98年拍，会有新意有人关注；但到了2003年这个话题已经过时很久了，我就改动，聚焦于父子之情，从矛盾到理解而下岗只成为了一个背景。”

梁山理解中的好导演最关键的是，“他必须是怀疑主义者，对自己和他人有着深刻的了解，知道一切的人和机构都带着面具，而伟大的故事，就在面具背后”。导演就是要有能力让观众在看似平常的描述中，洞察出人的内心。最后当观众看完作品走出影院时，会多出一种对世界的看法。

我看上海电影

上海，对梁山而言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见证着它的变迁，感受着它的繁华。毕业后就一直在上影厂工作，体制之内不断耕耘，茶余饭后的同仁探讨，他对于整个上海电影发展的现状考虑得很多，相对是比较清楚的。

在梁山看来，上海电影发展的疲态之势并不是由于人才的断裂，而主要是环境缘故。一方面，上海现代化建设进程的突飞猛进，使得整个城市过于商业化；另一方面，上海的电影往往只有一个通道，生存余地太狭窄。“这儿依旧有很多优秀的导演，鲸鱼就潜在水中”，

梁山在谈话中数次提到老上海三四十年代的电影作品，可见他对那个年代的上海电影有其热诚和执迷。他说，“风水轮流转”，话里暗自隐藏着他对上海电影执着的期待和留守。那是一个不灭的海上之梦，而当下他所做的只是默默耕耘。